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国祖先就发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与“日规”两种计时器，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计时器的国家之一。《周礼·考工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垫以悬，视以景，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也就是在平地的中央竖一根与地平面垂直的木杆，从日出到日落，观察木杆的影子，并做上标记，通过长期观察，得出日影规律，然后根据日影规律制成“土圭”。这种“土圭”后来又改进成为定时的“日晷”。“日晷”又称“日规”，“日晷”通常用石头制成圆盘和指针，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划分时刻。其形状近似于后来的时钟。这种利用太阳光的投影来计时的方法是人类在天文计时领域的重大发明，这项发明被人类沿用达数千年之久。

到了铜器时代，计时器又有了新的发展，用青铜制的“漏壶”取代了“土圭”与“日规”。“漏壶”是一种利用漏水的规律，观测其刻度的计时器。它由四只盛水的铜壶组合，从上而下互相叠放。上三只底下有小孔，最下一只竖放一个箭形浮标，随滴水而水面升高，通过箭标指其壶身上的刻度来计时。宋代文学家米芾《咏潮》诗：“势与月轮齐朔望，信如壶漏报晨昏。”说的就是这种记时器。

公元二世纪初，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了“水力浑天仪”，这种仪器上有机械转动装置，每天有规律地回转一周。汉末陆绩、南北朝时的钱乐之、隋初的耿询都先后制造过带有计时装置的浑天仪。唐代张遂、梁令瓒、宋人张思训等后来又制造出了更先进的“水力浑天仪”。

到了1090年，北宋宰相苏颂主持建造了一台“水运仪象台”。共有150多种机械零件，其计时器部分已出现相当于近代机械钟表上的擒纵机构，每天仅有一秒的误差，这在钟表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机械钟的发展

十三世纪后出现了脱离天文仪器的机械计时器。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制的大明殿灯漏，其计时部分初步脱离了天文仪器。到了十四世纪，明初的詹希元运用齿轮系转动制作的沙漏，才成为完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欧洲出现了铁制发条，使钟有了新的动力来源，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建立了钟摆的理论基础。1656年，荷兰科学家惠更斯应用伽利略的理论设计出了第一个钟摆。

国际钟表界都把擒纵器视为钟表的心脏。在瑞士的一本世界钟表界的权威书刊上写到：“现代机械钟表中使用的擒纵器源自中国古代苏颂的发明。”史学家认为，中国人开创了人类钟表史，并影响了后来西方钟表的发展。这一观点已被世界钟表界认可。

随着瑞士等欧洲国家钟表业的迅速发展，到了清代，大量的欧洲钟表进入中国皇宫，并聘请熟悉钟表制造和维修的欧洲传教士在宫内供职，他们指导制作各式钟表，并培养了不少制钟工匠。清康熙时期，我国机械钟表制造业逐渐兴盛。清雍正十年（1732）将皇宫内务府造办处修理、制作钟表的作坊改名为做钟处。做钟处主要是奉皇帝之命制作更钟、自鸣钟和时乐钟等，为了使钟的造型美观，往往还要让造办处内各作坊的工匠配合，创造出外形精美的钟表，因此外形风格也逐渐由西洋转向中式。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广东澳门设海关，监督管理进出口贸易。在欧洲舶来钟表的朝廷影响下广州开始制作钟表，一般通称为“广钟”。随后，福州、南京、苏州、扬州等地也逐渐兴起机械钟表制造业，并将一些制作精美的钟表作为贡品进献皇宫。

清朝中后期，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已经开始仿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作钟表的手工行业，广州、苏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均已出现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最著名的有“广钟”、“苏钟”、“南京钟”等。随着私人手工制钟作坊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一批家族传袭的制钟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苏州的常家、漳州的孙家及广州的潘家等。

民国时期，中国制造西洋钟的技术已有较大的提高，当时比较有名的是上海、烟台等地的昌明钟，同时也出现了中德合资的宝星牌、永字牌，中日合资的大洋牌等座钟、挂钟。在这一时期，西洋钟从环境装饰、地位象征的用途转变为社会各个阶层掌握时间的重要工具，具有重大的实际用途和现实意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二十多年中，进口及国产的西洋挂钟、座钟在老百姓家中还广为应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子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大量电子时钟的出现，西洋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西洋钟以其特有的历史人文价值与制作工艺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收藏者所青睐，逐渐成为收藏领域的一个重要门类。